1962年2月14日，胡宗南病逝，死后追赠陆军一级上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四星上将”；1966年12月2日，白崇禧“病逝”，因为白崇禧在1945年10月已经晋升一级上将，所以死后没有追晋军衔——再升就成特级上将的，而那五颗星，是老蒋专属，不可能再授予其他人。
白崇禧生于1893年，胡宗南生于1896，读者诸君很容易就能算出他们的享年，也会发现陈明仁在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时候，胡宗南和白崇禧都还活着的，也不知道他们得知黄埔一期的起义将领陈明仁从蒋军中将变成解放军上将后会作何感想，但是据常理推断，他们应该是很后悔的：陈明仁起义的时候只是蒋军中将，而胡宗南和白崇禧有机会起义的时候，已经分别是中将加上将衔和陆军一级上将了，他们要不是一念之差放弃了起义机会，1955年会获授哪级军衔，笔者还真不敢妄议。
胡宗南是有起义机会的，而且可以说已经进行了实质性接触，想给胡宗南指一条明路的，就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熊向晖（龙潭后三杰之一，曾在胡宗南身边潜伏十二年）在《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回忆：“胡宗南这个人关系很复杂……比如胡公冕，他是中共党员，胡宗南在黄埔军校时与胡公冕关系很好，周恩来当时称胡宗南是黄埔先进。董（必武）老说：‘恩来在陕北同斯诺讲过，说胡宗南是蒋介石手下最有才干的指挥官，比陈诚出色，内心爱国，倾向抗日。”
胡宗南和陈明仁都是黄埔一期生，但胡宗南显然比陈明仁更有名，在蒋家王朝的职务也更高，但他对老将似乎也并不是一味愚忠，曾任军统局华北办事处主任兼冀察战区挺进第八纵队司令和第一战区调查统计室主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兼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兼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和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被俘时身份为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的文强，曾在《戴笠其人》一书中写过胡宗南与汤恩伯、戴笠在龙门石窟秘密开会，胡宗南还即兴写了一首“反诗”：“龙门阙下三尊佛，眼底烟云理乱丝。但愿乾坤能入掌，危舟此日共扶持。”
后来戴笠把这首诗念给别人听，可把文强吓出了一身冷汗：“你不是说要保密吗？连校长也不知道。如悬挂出来，有人追问是何人因何而做，又怎么交代呢？”
戴笠也拍着大腿后悔，并表示他不该在别人面前说出是畅游龙门的题诗，文强还据此分析出戴笠对老蒋的戒心是提得很高的。
能做到胡宗南那个位置，要说一点野心都没有是不现实的，认为他没看出老蒋必败，也是低估了他——如果连那点战略眼光都没有，他也不会成为黄埔一期生中在蒋家王朝官职最高的一个了。
正是看出了胡宗南有可能认清形势，周总理才派人去做胡宗南的工作，为了挽救这个黄埔一期学生，周总理先后四次派人去找胡宗南，派去的人就是胡公冕，此时在全国政协回忆录专刊《纵横》杂志2010年第1期《胡公冕在西北的往事》中有明确记载：“胡公冕（1888—1979），中共党员，浙江永嘉人。1923年谒见孙中山先生后，受党的指派，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加入国民党，先后参加黄埔军校筹建工作及东征、北伐。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国民党通缉，辗转于上海、浙江、武汉……随着解放战争的进展，党组织让公冕从事对国民党将领的策反工作，策反的主要对象是胡宗南。”
胡公冕第一次见胡宗南并对其晓以利害提出起义方案，胡宗南表示“需要考虑”，第二次胡宗南却说要“再想一想”，第三次胡宗南表示“让北平派大员来谈”，胡公冕第四次去见胡宗南的途中病重，胡宗南也就错过了最后一次起义投诚的机会。
胡宗南到台湾后几乎成了众矢之的，甚至还有人怀疑他早已被策反——胡宗南被四十六名“监察委员”联名弹劾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就不用笔者细说了，那一次真差点要了胡宗南的老命，至于本文开头胡宗南病逝二字不加引号而白崇禧“病逝”加引号，读者诸君自然都明白其中的奥妙：白崇禧是怎么死的，目前至少有三种不同说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在台湾的日子并不好过，说“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也不为过。
李宗仁最后一次与白崇禧分别时，就曾谆谆告诫他去哪里都可以，就是千万不能去台湾，但白崇禧高估了老蒋的胸襟，似乎也忘了他对老蒋做过些什么，但他有没有后悔自己阻止李宗仁在北平和谈协议升签字，那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当年我方给白崇禧开出的条件还是极为优厚的，承诺让他带兵的数量是陈明仁的十倍，但白崇禧要价更高，甚至还想以桂系之力与解放军划江而治分庭抗礼，这就是典型的不知天高地厚了。
虽然双方没有谈妥，但白崇禧想求和，那却是真的，曾任华中“剿总”副总司令的宋希濂在《淮海战役中蒋介石和白崇禧的倾轧》中披露，白崇禧在淮海战役期间已经看出老蒋必将一败涂地：“东北几十万大军全部消灭了，而且这些部队大部分都是美械装备。解放军得了这样一大批精良的武器，他们有的是人，很快就可组成很多的部队。东北工业发达，物产丰富，更可大力支援军事，他们大军一进关，局势就更不好办了。”
华中“剿总”第三处（作战处）少将处长覃戈鸣也在《桂系在淮海战役中的态度及白崇禧“备战求和”阴谋的幻灭》中证实了宋希濂的说法：“我说：‘蒋政权已不能挽回，我们应该和它分家。我看我们可以找李济深作桥梁与共产党和谈。’他（白崇禧）说：‘他们（指蒋介石王朝）快完了，我们（指桂系）不能为他（指蒋介石）陪葬。要一百八十度地向左转，李任潮（即李济深）或许可以作桥梁，可以试一试。’”
白崇禧高估了老将的品质，也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一败再败之后，已经失去了谈判的资本，再想统领数十万大军，也不再有可能——其实他还有最后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跟随李宗仁远走海外，再跟李宗仁一起回来。
李宗仁1965年归来，白崇禧则在1966年“病逝”，要说这是巧合，估计大多数人都不会相信，程思远（曾任李宗仁白崇禧秘书，后历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副秘书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兼提案委员会主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在《白崇禧传》中表示遗憾：“一九六五年七月李宗仁回到了大陆，国民党当局认为白氏已失掉利用的价值，于是他的生命就遭到威胁了。他是中共致力争取国民党三个军政要人之一，可惜他最终跑到台湾去了。”
我方致力争取的另外两个人是谁，程思远没写，笔者也不知道，但读者诸君却可以参照陈明仁将军的军衔变化进行推测：“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长沙警备司令”的陈明仁起义，1955年授衔上将，如果白崇禧和胡宗南抓住机会起义或讲和，最终会得到怎样的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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