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反间谍第一案是“计兆祥潜伏电台案”，代号“0409”的特务计兆祥于1950年6月2日被执行枪决——该案在电视剧《无名卫士》里演过，计兆祥的名字没变，代号变成了“零四九”。
反间谍第一案，也就是计兆祥案在很多电视剧里都出现过，但反间谍第二案是哪一案，可能有有些人不太清楚了，就像我们知道珠穆朗玛峰是世界第一高峰，而第二高峰是哪一座，就很少有人关心一样。
如果不细看电视剧《潜伏》，我们就不会发现新中国反间谍第二案就发生在天津，李涯的“黄雀计划”确有其事，但李涯的历史原型之一、保密局天津站最后一任站长李俊才投诚自首后并没有完全交代，还有一批潜伏特务隐藏了下来，新华网2010年03月25日发布的《侦破国民党保密局“天津特别组”案始末》中有这样一段话：对新中国反间谍第二案——“保密局直属天津特别组”秦应麟案的破获，印证了在破获新中国反间谍第一案——“保密局直属北平潜伏台”计兆祥案时，李克农给毛人凤的电报中发出的“你们来多少，我们就消灭多少”的警告。
戴雨农尚且斗不过李克农，就更别说没有戴笠一半能耐的毛齐五了，李克农能给毛人凤发电报并且毛人凤还收到了，读者诸君可以想见那头笑面虎看电报的时候表情有多复杂。
毛人凤1898年出生，1956年就因肝癌死掉，极有可能就是屡次失败气出的毛病——他绰号笑面虎，绝大多数时候都是挤出来的笑意，心里要不是憋屈得很，也不至于没到六十岁就挂了，同样是将军级特务，进了战犯管理所的文强虚岁九十五，沈醉八十三，连周养浩都是八十五才死，可见毛人凤的日子确实不太好过，他苦心经营的潜伏组织一个接一个被连根拔起，老蒋小蒋不骂他无能才怪。
计兆祥和毛人凤在历史上确有其人，就连《潜伏》中的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吴敬中也真实存在，只不过名字叫吴景中而已，沈醉在回忆录中多次提到过他：“戴笠选派到这个班（军统临澧特训班）去工作的一些大特务有谢力公……吴景中等，这些重要负责人，都是曾经留学苏联的共产党叛徒。戴笠曾把留学苏联的中共叛徒谢力公、吴景中等人派去担任该所（中苏情报合作所）的科长。军统设在兰州的西北区，先后区长程一鸣、吴景中、霍立人，和我私交都很好。保密局外勤各省站的编制，按国防部核定的人数分为三种：如上海、南京、天津、北平、四川、云南等大一点的地区为甲种站，为160人，天津设有两站，一站专搞一般情报，二站专搞外事情报，一站由吴景中、李俊才先后任站长，二站由黄天迈任站长。”
吴景中虽然是保密局天津一站站长，但新中国反间谍第二案，还真跟他没有太大关系，因为他在天津解放前就弃职出逃并被毛人凤逮捕关了一年多，直到1950年才由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班同学蒋建丰出面作保释放。真正负责潜伏计划的，就是那个背黑锅的原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少将处长李俊才——老吴跑了，毛人凤任命李俊才为站长，并命令他就地潜伏。
李俊才在天津解放后向军管会投诚自首，并于1966年第六批特赦。按理说投诚自首的特务，基本都不会按战犯对待，尤其是天津那个特殊的地方（跟和平起义就差那么一点点），但李俊才带着四个潜伏小组的特务自首，却学习改造了十六七年，应该就是在自首的时候有所隐瞒，他隐瞒的就是类似《潜伏》中李涯的“黄雀计划”，也就是我们要说的新中国反间谍第二案——“保密局直属天津特别组”案。
虽然保密局行动组织技术总队中队长、老牌军统特务秦应麟是从台湾派回天津的，但他潜回天津，是得到当地潜伏特务协助的，而且反特部门到华北军区管训队（各地战犯管理所名称不同）调查的时候，只有原保密局涞源组分台分台长罗世运和报务员项艺交代了一些秦应麟的情况——当年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秦应麟刚从台北出发，他当过涞源组组长的情报，就已经传递到公安部杨奇清副部长手中。
我们有理由相信李俊才跟秦应麟是认识的：秦应麟担任涞源组组长并接受保密局北平站副站长吴宗汉指示组建宛平潜伏组的时候，李俊才正是“保密局华北军政督察组”第二科上校科长，也算秦应麟的上司。
秦应麟被抓获后，公安人员搜查出“保密局直属天津特别组”CMS美制特工收报机、发报机各一部，收发报登记簿各一份，密码本四本，波长呼号表，电台零部件，特务身份证明书以及履历表等一大堆东西，更为重要的是其中还有来往电报底稿179件(收100件，发56件，待发底稿23件)。
这些电报底稿既涉及我方内部人事情报、军事情报、也涉及政治情报、经济情报，秦应麟还交代了毛人凤跟他说的话：“你在平津关系多，走时带个报务员去，你隐蔽起来，幕后指挥情报员、通讯员、报务员和你的旧关系活动，就万无一失了。”
经过认真甄别，公安人员发现秦应麟获取的“聂荣臻部两个半师开往山海关”，“新乡、郑州五列车军用装备运往东北”，“宋时轮部携苏式80吨重型坦克和喀秋莎火炮入朝”等情报，并非来自公开发行的报刊和社会上的观察、传闻。，这就足以说明， 秦应麟已经跟潜伏在天津的特务接上了头，而那些潜伏特务，显然是李俊才自首的时候没有完全供出的。
这样看来，李涯的历史原型极有可能就是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少将处长、保密局天津一站少将站长李俊才，而“黄雀计划”类似的潜伏阴谋，毛人凤也没少搞，这一点连沈醉都知道。
沈醉在《军统内幕·保密局内幕》中回忆：“11948年以前，保密局的企图是派遣特务进入解放地区建立组织，结果屡遭失败，经常受到蒋介石的责备。1948年以后，由于一些原来控制在国民党手中的大中城市不断被解放，才采用预先布置潜伏组织的办法，准备解放后立即开始继续活动。当时对潜伏特务组织的布置办法是，在南京成立了一个全能训练班，加紧培训一批所谓全能情报员。”
沈醉披露，那些解放前潜伏下来的“全能情报员”都受过无线电收发报技术训练，能够独立担任无线电报收发工作的报务员，他们“结业”后被派到前方各大城市居住下来，让他们先找好掩护的职业，不与原来保密局的站组发生横的关系，直接由保密局潜伏布置组领导。
保密局的潜伏特务一般采用双层布置，也就是在各大中城市中又吸收了一批新的人员。担任这项工作的条件是，要有一个正当的职业，例如医生、护士、教员、会计师、工程师，每个大城市都准备设立一个或两个这样的组，组长一般由军统特务没有暴露身份的人担任。每组设一部或两部电台，潜伏特务的待遇是以黄金计算，比一般特务要高出几倍。组长如兼电台报务员，每月连房租等津贴可得黄金二两左右。
二两黄金现在值多少钱，笔者简直不敢计算，但即使是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一二两黄金，也足以晃花很多人的眼睛，所以毛人凤、吴景中、李俊才等人招收秘密特务，应该还是很容易的，李俊才投诚的时候只交出了四个配备电台和枪械的潜伏小组，应该是远远不够的。
淹不死的鱼，饿不死的狗，抓不完的特务，按不住的手，我们在谍战剧中看到的“黄雀计划”、“木马计划”、“渗透计划”其实都可能有历史原型，那么在读者诸君看来，那些以各种身份潜伏下来的特务都落网了吗？那些漏网之鱼经过几代繁衍，会以怎样的面目出现、又会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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